如何优化校外教育培训？怎样合理为教师“减负”？

　　“双减”背景下，市人大代表为教育提质建言献策

　　“双减”政策实施后，学生课业负担减轻了，课后服务水平得到提升，校外培训进一步被规范……我市基础教育领域正发生着一系列变化，同时“双减”实践中出现的难点、痛点逐渐显现。市两会上，就有人大代表将目光投向教育“双减”，为破解其中的难题建言献策。

　　仍有培训机构处于“灰色”地带

　　“双减”政策出台后，良莠不齐的校外培训机构整治首当其冲。全市88家营利性学科类机构中有38家转为非营利，有26家转为非学科类，注销24家，得到了有效整顿。

　　市人大代表沈优红了解到，在一系列“组合拳”下，仍有部分培训机构消极对待，给工作推进带来难度。沈优红说，一些教培机构转移登记为艺术、科技、托管等职能的非学科类培训机构，实际上却仍违规开展学科类培训。比如国学、英语绘本等培训项目，可以说是处于学科类培训和非学科类培训之间的“模糊地带”。

　　沈优红还发现，部分培训机构收取培训费用时，存在诸多不规范。以身边的朋友为例，多是使用微信、支付宝等第三方平台支付培训费用，没有相关票据，导致收费监管无据可循，查处难度大。

　　“这些隐蔽的违规培训行为无疑给‘双减’带来极大难度，需要借助更广泛的力量参与监管。”沈优红说。

　　学生“减负”的同时，教师工作时长增加

　　“双减”后，教师群体的工作现状也成了代表们关注的重点。

　　沈优红介绍，学校“晚托”看似一定程度上让更多父母得到“解放”，但如何规定义务教育课后服务范围、时长、内容等方面，需进一步明晰和改进。同时，对在校教师的工作量、工作强度、工作内容、相关待遇、家庭及个人关怀等方面提出更高要求。

　　“我的亲戚朋友中有不少老师，他们普遍反映工作‘压力山大’。”对此，市人大代表林军峰进行一番调查后发现，“双减”之下，教师在课程整合、课堂效率、作业设计、多元评价、精准帮扶、课后服务等方面，需要花更多时间和更大力气。

　　“仅从基本工作时间来看，从早自习到‘晚托’结束，部分教师尤其是班主任在校工作时间近12小时，还不包括学校临时或间隔组织的各项会议，或各类班级事务和疫情防控等其他琐碎事务。”林军峰说，教师工作量呈直线上升趋势，每天超负荷运转，有些教师甚至无法顾及自身家庭。

　　林军峰担忧，如此一来，增加了教师焦虑情绪，而教学事务过多，也影响教师聚焦主业的精力。

　　成立监督机构，借力社会资源参与课后服务

　　面对日益突出的矛盾问题，如何在“双减”的同时实现教育提质增效？

　　沈优红建议，政府职能部门应停止审批新的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现有学科类培训机构重新审核后，统一登记为双重管理的非营利性机构。

　　同时，严格审查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训；线下培训机构培训结束时间不得晚于20:30，线上培训结束时间不得晚于21:00”等执行情况。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要纳入政府指导价管理。完善学科类培训管理服务平台，动态掌握学科类培训的招生情况、培训内容、培训材料、教师资质、收费行为等信息。

　　“成立相应的校外培训教育培训课程审查专家委员会，严格审核把关，并不定期对辖区内校外培训机构课程进行监督检查。”她认为，同时还需深入开展培训机构专项治理。

　　“双减”背景下，为教师“减负”也不容忽视。林军峰建议，应打破传统思维，学校可聘任语、数学科外的教师担任班主任。“由其他学科教师担任班主任，一方面可平衡工作量，为语、数学科教师腾出更多研学时间和精力，提升教学水平，另一方面也可提升学生其他学科的教育力度，促进学生五育并举，提升综合素质能力。”

　　同时，他建议教育部门协同人事部门将教师参加课后服务的表现作为职称评聘、评优评奖和岗位晋升等专业发展的重要参考，给予教师课后服务付出的相应认可和鼓励。

　　此外，还可借力社会资源，通过社会力量参与课后服务，减轻校内教师压力，形成学校与社会彼此支撑又相互促进的良好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