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张莉莉 摄

　　每次出门，家住临城的陈德忠总习惯性感叹几句：“现在这道路宽阔明亮，四通八达，去哪里都方便啊。”

　　而在几十年前，从临城去其他地方，陈德忠都要先走上半小时到老碶头才能坐上公交。在这位78岁的老党员眼中，几十年沧桑巨变，从脚下的这条路就可见一斑。“不止是道路交通，生活的方方面面变化都太大了，以前哪能想到现在能过上这样的生活啊!”

　　资料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临城办初中了 我也有上学的机会了

　　我是土生土长的临城人。一到四年级，我在华中村的村小学读书。当时村小学就设在一座庙里，我们就在庙里读书。五六年级，我们就去位于章家庙的中心小学读书。

　　1957年，我小学毕业后，在家劳动了一年。因为当时念初中要去定海，考虑到需要住宿，想想自己家的经济条件就没去读。家里大人也觉得孩子有这样的文化水平就够用了。

　　1958年，临城自己办初中了。听到这个消息，我就去考了，考进了临城初中（后改名为舟山四初），学校就在如今南海实验学校的位置。当时我们上初中还是半工半读，半天上课，剩下半天回家参加劳动。不过，到了初二就改成全日制上学了。

　　我们当时读书还赶上了吃大锅饭的时候，吃饭就去位于翁家墩的食堂打饭。放开肚皮吃个饱，不过1960年开始，粮食危机来了，大锅饭自然也取消了。

　　生活条件不好 13人只有1人继续读书

　　1961年，我考进了舟山中学。但我的求学之旅在1962年7月份就戛然而止了。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正是大家生活最困难的时候。草根树皮、糠饼、番薯藤梗……这些我们都吃过了。

　　当时我们舟山四初考进舟山中学的一共有13人，最后只有一个人坚持读了下去，考上大学还毕业了。剩下的人都因为生活条件不好，退学肄业。退学的人里面读得最多的读了两年书，有的只读了一学期就不读了，回家参加劳动。

　　当时皋泄的学生读书还有粮食供应，到后来也供应不起了。那些学生也就因此没有往下读。

　　肄业后，我就回到生产队参加集体劳动。当时，我还兼任生产队的会计，记录队里每天的工账。白天跟着大家一起劳动，到了下午两三点钟，我就要去各个地方转一圈，看看今天有多少人来上工了，都参加什么劳动了。例如割麦子、种番薯等都要记录下来。

　　记工分是为了到时候能够分钱。那时候，生产队按劳按需分粮食。工分多的人有奖励。按规定，我印象中当时整劳动力一年能分200多公斤稻谷，年纪大的和年纪小的则削减一点，这是定量的。记的工账一年下来也是抵成钱换算粮食的。

　　赶上节日才会买些鱼肉 分到的粮食并不够吃

　　那时候大家干的都是体力活，劳动强度大，这些粮食听着多，但也不够吃的。50公斤稻谷能加工出35公斤左右的米。

　　但当时的农民劳动时间长，一天要吃四餐，这些粮食确实不够。平日里，一般人家没有其他好吃的东西，像鱼和肉都是赶上了节日才会买。比如轮到做清明羹饭了，或者家里有什么重要的客人来了，才会去买这些菜。平时自己家里人主要吃一些蔬菜，买点鱿鱼盘肠、蟹酱、海蜇。那时候海蜇便宜，2元钱就能买50公斤海蜇。

　　在生产队干了一年半后，我就脱产去华中大队专职做会计了。虽说是脱产，但是当时号召干部也要参加劳动。公社干部100天，大队干部200天，说的就是干部一年里要去农村参加劳动的时间，要和农民们打成一片。

　　1965年10月，我被选拔去公社当半脱产团干部了。当时选拔团干部也要有条件，首先家庭出身要好，要求是贫下中农，还要没结婚，也要有一定文化程度。在那个年代，初中毕业算是文化程度不错的了，整个农村里都找不出几个初中毕业的，小学毕业后去小学当老师的也很常见。

　　青年们的俱乐部 丰富了当时农村的夜生活

　　我当团干部时的主要工作就是搞好俱乐部、做好宣传，号召大家学雷锋。举办夜校也是我们的工作之一。当时没读过书的人比较多，有些人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我们要鼓励那些文化程度不够的青年去夜校学习，提升文化水平。针对一些年纪比较大的人，则是开设扫盲班。我们自己上阵教学，主要教一些常用字。

　　俱乐部则是把爱好文艺的青年聚集起来，办一些文艺活动，宣传党的思想，丰富一下农村夜间的文化生活。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青年俱乐部依旧存在，但是表演形式发生了变化。传统戏被取消了，转而代之的是《白毛女》《红灯记》这种小节目，唱唱三句半。

　　俱乐部活动都在晚上，因为白天大家都要劳动。农村里都有大喇叭，会通知晚上有宣传队的表演。晚上吃完饭，青年们就聚集在俱乐部，一起唱歌跳舞。大家也都很喜欢看，一来是当时也没有别的文艺活动，二来青年们唱歌跳舞也实在热闹。这么想想，以前的文化生活其实也很丰富。

　　那时候大家都很单纯，白天参加集体活动，晚上一起参加文化活动。要知道，白天排练有工分，晚上表演都是义务的，但大家也不计较这些。

　　那时候学雷锋，经常有很多不记名的人会去做好事。比如说早上6点半出工，凌晨4点钟就有人去割稻了。村队长问这是谁割的，没人出来承认，大家都不说，默默奉献。每个生产队几乎都有这样的无名英雄。

　　参与不少道路建设工程 看到了时代的进步

　　1972年4月，我正式入了党，主要负责党务工作，要把党的政策宣传到位，那之后陆续去了洞岙公社、老碶乡等地方工作。

　　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乡镇陆续恢复人大代表工作。我也从那时候开始去做人大工作了。我自己负责乡镇人大工作，又当过十多年定海区人大代表和一届市人大代表。我们要做的就是把临城乡里人民最关切的事情整理成建议。当时每个村都有很多建议，尤其是关于文化教育、基础设施建设、老年养老等各类民生问题。

　　当时南海实验学校的建设就是来自我们的建议。那时候其他城市已经有类似的高品质学校了，舟山这方面的呼声也很强烈，我们整理了很多资料，做了分析报告，最终被采纳。

　　农业水利设施维护、危险水库维修、道路拓宽……在人大工作期间，我们提了不少建议。当老百姓提出的问题经由我们向政府反映，并最终得到反馈落实的时候，我感受到了这份工作的意义和责任。

　　2004年，我正式退休，退休后去了市交通委。当时有个工程建设办公室，下面有政策组和施工组，施工组负责道路工程质量，我所在的政策组负责土地征用等前期工作。

　　在我工作的那段时间，白沈线、临螺线、东皋岭扩建工程、疏港公路等道路建设工程陆续开工，那阵子，舟山的交通建设可以说是如火如荼。我也见证了道路建设发生的巨变。

　　以前从临城去其他地方，我得走半个小时或者骑自行车到老碶头乘公交车。如今交通四通八达。光从脚下这条路，就可以看到时代发展带给人民的幸福感。

　　现在，我在社区里当起了老娘舅，帮忙调解居民之间的纠纷，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