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嘉靖年间，舟山及定海是倭患最严重的地区。明朝总督胡宗宪奉命在舟山剿倭，为了平息倭寇，他招降海盗王王直。王直接受胡宗宪的招抚，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在定海观山受降于明朝。为了纪念此历史事件，嘉靖四十年（1561），都督卢镗在定海观山建一亭，名曰受降亭。

　　一、定海抗倭史略及受降亭的由来

　　据民国《定海县志》载：“洪武初，矮寇虽时见内侵，然出没洋岛，来去不时，犹未登据地方，其患尚浅。”又云：“自嘉靖十九年，海贼李光头、许栋、汪直（王直）、徐惟学、叶宗满、谢和、方廷助等与倭合，乃始结巢于郭巨双屿港，分艅剽劫，势遂蔓延。”

　　由此可见，明朝之倭患，始于嘉靖十九年。至嘉靖四十年，总制胡宗宪上奏朝廷说“贼悉荡平”，舟山的抗倭斗争旷日持久达20余年。其间，嘉靖 三十六年，王直在定海受降于胡宗宪，则是舟山抗倭史上具有决定意义和关键性的一次重大历史事件。

　　综观舟山的抗倭史，有几个时间节点，值得一叙。一是明嘉靖二十七年。都御史朱执巡视浙闽，委任福建都指挥卢镗等，一举剿灭了双屿港据守的贼酋李光头等，毁其所建营房与战舰，双屿港贼巢始平。该年六月，金乡卫指挥吴川擒获倭匪许栋等，唯王直率徐惟学、叶宗满、谢和等逃遁入海，收其余党，复肆猖獗。又因王直以“不附巳”为由，杀了广东贼首陈思盼，海上之寇，非受他的节制者不得自存，王直由此横行海上，声名大振。但王直自以为“以杀思盼功，叩关献捷，求通互市”，而朝庭“弗许”。二是嘉靖三十一年。因王直“求互市不得”，怨而生怒，并于三十一年春，复引倭匪犯定海关未遂。后移泊并占据金塘烈港。第二年闰三月，都御史王忬分四路兵马进剿之。一路由参将俞大猷率兵从烈表门进攻，以当其前。一路由参将汤克宽从西堠门进攻，以防其逸。别遗张四维(张可大)屯龙山,黎秀屯郭巨,遥为声援。至期，四鼓纵火烧贼营，贼惊走争舟，溺死者无数。唯王直独率精锐突围出，逃至嵊泗马迹岛洋面，官兵紧追于此，适遇巨风而“船多复”,王直“遂遁去也”。当时,尚有王直的残余，攻松门勿克，移舟至舟山岑港，均被把总刘恩追杀之无谴。唯有王直逃到日本，占据日本萨摩州之松浦津，自立为王，号徽王。他不仅号令三十六岛浪人，并自造巨舰，据说可容二千余人。此时的他，以徐海、叶宗满、毛烈等为将帅,以陈东、谢和、方廷助等为谋士，并有众多倭人率属从之，声势浩大，气焰十分嚣张。三是嘉靖三十三年。王直余党萧显等，先是败归崇明南沙，修船待遁。后南遁时，在普陀洛伽山洋面，遭明军拦击。明军连战皆捷，贼只得舍舟上了普陀山。此时，参将俞大猷等率明军从西北、东北及中路等多路进剿，四面俱进，乃大胜。但贼寇仍环守浃口，又值他岛贼至，精悍异常，鼓噪四合，官兵腹背受敌，死伤惨重，以见战斗之惨烈。而后,参将卢镗于石墩洋斩首二百余人，“贼始退。”四是嘉靖三十四年。总制胡宗宪以王直逃至海外，潜形匿迹，难以成擒，乃使宁波生员蒋洲、陈可愿以商舶互市为名，欲“诱而出之”。但王直十分狡猾，一边“稽留蒋洲”作人质，一边遗徐海等贼寇入侵舟山海域。该年六月，明军击贼于霍山洋，八月，参将卢镗击贼于金塘。九月，倭寇聚集余党,据舟山谢浦。值至嘉靖三十五年三月，参将卢镗等会兵进攻谢浦，倭贼才移屯于邵岙。此时，汪直派遗其子汪滶与生员陈可愿等，到达定海关，表示愿意为朝廷效力。

　　综观当时形势，一是抗倭斗争近20年之久，百姓惨遭其害，苦不堪言；而且战斗激烈，明军伤亡较大。二是王直声势浩大，位居倭寇之首，并长期在海上“南面称孤”，剿之不易。若能招降汪直，即可“失其首则众鸟散”，有利于尽快结朿这场旷日持久的抗倭斗争。因此，总制胡宗宪决定用剿、抚并举之策。他一面令戚继光、俞大猷、卢镗等痛击倭寇，致使徐海兵败，投海自尽。陈东、辛五郎等被明军擒获，斩于嘉兴。同时，他又派人与王直沟通，答应请封都官号，允许通商互市。而王直原为海商，只要明朝廷能信守诺言，免其罪并开放海禁，他就愿意罢兵息战，归降朝廷，这也是他多年来的愿望和诉求。因此，王直于嘉靖三十六年，率兵从日本五岛至定海关向总制胡宗宪投诚。而后，卢镗建亭而纪念之。这就是胡宗宪诱降王直及受降亭的由来。

　　当然，胡宗宪诱降王直后，接下来还有场重要战役，即岑港战役。嘉靖三十七年七月，总制胡宗宪，统率抗倭名将戚继光、张可大、俞大猷、卢镗等，水陆并进，合力围剿，终于全歼倭匪于岑港及柯梅山一带。直至嘉靖四十年九月，舟山的抗倭斗争才完胜收官。

　　二、受降亭的方志记载及重建意义和设想

　　定海的受降亭，原址在何处？是原有此亭并在亭内受降？还是后来为纪念而建？这是我们在此课题研究中遇到的首要问题。为此，我们查阅了有关方志及其记载。

　　其一：明天启《舟山志》：“受降亭，在翁山上，道隆观后。有塔名文笔。嘉靖四十年（1561），卢都督镗建。今废。”

　　其二：清康熙《定海县志》：“受降亭，在观山，受降王直建。总制胡宗宪，总兵卢镗皆有诗纪之。”

　　其三、清光绪《定海厅志》：“三十六年，王直定海关胡宗宪诱擒之。”又云：“受降亭，在观山嘉靖时受王直降建。”

　　此后，还附录古诗两首。一为明总制胡宗宪的诗:“千年海浪喷长鲸,万里潮声杂鼓声；圣主拊髀思猛士，元戎讵意属书生。身经百战心犹在，田获三狐志幸成；报国好图治安策，舟山今作受降城。”二为都督卢镗的和诗：“手提长剑斩妖鲸，八面威风四海声；白发尚能酬壮志，丹心应不负平生。群蛮俯伏归王化，万姓欢歌庆有成；祸本已除环海静，此城端拟汉三城。”

　　由此可见，定海的受降亭，原址在观山。嘉靖三十六年，王直受降时尚无此亭。四年后，即嘉靖四十年，都督卢镗为纪念胡宗宪诱降王直而建之。这个史实已经很清楚了。

　　若说此亭重建的意义：我们认为王直是倭寇中最大的海盗王，他的受降，致使舟山军民深受鼓舞。而王直投降后，余下的若干小股倭匪或海盗，也都如鸟散。正如志书记载：“至此，王直徐海部倭寇基本消灭，两浙倭渐平。”因此，王直受降，不仅是舟山抗倭史上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也是定海军民抗倭斗争中的阶段性成果和胜利，并为日后全歼倭寇，奠定了重要基础。因此，在当前形势下，激活利用抗倭史迹受降亭，则有彰显爱国主义精神和弘扬正气的积极意义。

　　具体设想：一是亭。受降亭原建于明朝，此亭结构与形态，应该类似明朝的古建筑，亭的上额有受降亭三字（请书法家题写），亭柱上应有受降亭的碑文（题目为“重建受降亭记”）。若是为了增添人文色彩，亭中也可设一屏风。屏风前壁为大型彩画《王直受降图》，屏风前立碑。屏风后壁有胡宗宪和卢镗的二首诗。若亭内面积较大，可在亭内立碑。碑前塑胡宗宪及卢镗、戚继光等三人塑像，下跪王直手举受降状。若亭内面积更大，可用一屏风，把亭一隔为二。前面部分，在屏风板上画一张大型油彩壁画作背景（内容为王直受降于胡宗宪时的场景），在屏风前塑胡宗宪等三人及王直递受降状的塑像，屏风后壁为受降亭的二首古诗并立碑，上刻《重建受降亭记》。

　　二是亭址。最好的是原址重建。若原址重建有困难，按文保法有关规定，也可移址重建。

　　以上所议，仅是我们的初步设想，供有关部门在重建受降亭时参考。

　　三、余 论

　　综上所述，总制胡宗宪诱降王直是舟山抗倭史上的一次重大历史事件，重建抗倭史迹受降亭具有弘扬正气的积极意义。但因当时的历史背景十分复杂，胡宗宪和王直的身份又很特殊。因此，当前我国学术界对此有各种议论，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招降与诱降。从笔者查阅的《定海厅志》记载：“三十六年，王直定海关胡宗宪诱擒之。”又曰：“受降亭，在观山嘉靖时，受王直降建。”以此论之，胡宗宪是诱降王直。但从其他史料获悉，胡宗宪和王直同为徽州人。胡宗宪与他的幕僚徐文长，先将关押的王直父母及妻儿释放，后遗使至日本与王直沟通，并承诺受降后请封都官号，允许通商互市。而王直也是真投降。否则，他不会倾巢而出，率3000余人千里迢迢从日本五岛到定海来投诚。而当王直招降后，胡宗宪也曾厚抚于他，可见胡宗宪开始是真心招降，并非诱降。后因王直在杭州露面，被杭州巡抚王本固所杀，这是胡宗宪未曾料到的。而在三司集议时，斥责王直，神人共怒，杀之有理，胡宗宪也只能违心改口，说是“诱降”。

　　二、王直是海商还是倭寇。现今，一种观点认为王直是能力很强的海商。他之所以成为海盗，是因明朝闭关锁国之策与禁海之故，乃是“逼上梁山”。若在当今时代，他一定是一个很伟大的企业家。另一种观点认为王直就是海盗，就是倭寇。为王直翻案，就是为倭寇翻案，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三、胡宗宪是抗倭英雄还是严嵩的奸党。胡宗宪在舟山抗倭时，重用了俞大猷、卢镗、戚继光等抗倭名将，战功显赫。但他与严嵩义子赵文华等关系密切。因此，当严嵩罢官时，他被视为严嵩的奸党而被抓入狱，并于嘉靖四十四年在狱中自杀身亡。直至隆庆六年，朝廷才为他平反，追溢襄懋。

　　因此，我们在研究胡宗宪诱降王直这个历史事件时，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作客观的分析，并对重建定海抗倭史迹受降亭，也要持十分慎重的态度，以免引起不必要的争论和非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