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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知道的余氏家族那些事
2010年12月24日 11:30  定海新闻网 ZOOM IN NORMAL ZOOM OUT PRINT

 

  11月27日的《舟山日报》刊登了《顺利与小展余氏族谱考——兼与何雷书先生商榷》的文章(作者:庄世维、孙和军),笔者作为余氏族人,对自己的始祖、先祖和祖先的生平事迹略有所知,对余氏家族“宗谱”的历史和现状的了解也略胜于外人。读了《顺利与小展余氏族谱考》(以下简称“族谱考”),感到有些内容牵强附会,有违真实。为了避免以讹传讹,笔者认为有必要撰文就事论事予以澄清。

  “族谱考”第5段,摘录如下:

  “余涤当时迁居很有可能并不是直接迁到北蝉小展,而是于南宋宁宗时期(1195~1224年)首先迁居今日石礁顺利村,在那里建立余氏老宅。这是迄今为止在史书上记载的唯一最早迁入定海的宗族。 ”

  这短短81个字,存在着3个谬误:首先,把余氏最早迁居昌国的人物颠倒。笔者再次读了何雷书先生的题为《北蝉小展余氏宗族考略》一文,何先生写的最早迁居昌国定居的是余涤祖父余息庵,经与“宗谱”核对,何先生文章言之有据,现照《四明昌国余氏世系宗谱》原文所载,摘录如下:“鲁国公五世祖息庵先生,明州观察判官,巡历昌国,雅爱观海,遂谢仕归隐昌国”(直书,无断句,标点笔者所加)。这里的鲁国公就是去世后由皇帝追封的余天锡,息庵先生就是余息庵,余天锡是其五世孙,也是余天锡祖父余涤的祖父。关于余息庵归隐昌国的具体时间,暂无从考证。但余涤任昌国县学教谕时间是公元1152年,那余息庵归隐昌国(定海)时间,大致可定位为北宋后期,即公元1127年前。

  其次,否定了余天锡是南宋昌国人。 “族谱考”所写,余氏(余涤)是于南宋宁宗时期(1195~1224年)唯一最早迁入定海的宗族。以前多见舟山报章及史书所载,都认为余天锡出生在昌国,生于宋孝宗淳熙七年(1180),卒于理宗淳祐元年(1241)。新版《定海县志》第794页对其生卒年也是记1180~1241年。

  现在根据“族谱考”所述,余氏来昌国时可勾勒出如下情形:余天锡出生在大陆,其随祖父余涤来昌国(定海)时,年龄已在15至44周岁之间。这样,客观地否定了余天锡是南宋昌国人。舟山余氏家族的历史被两位先生搅得迷糊不堪。

  其三,搅浑了余氏最早定居地。 “族谱考”说:“很有可能不是直接迁到北蝉小展,而是……首先迁居今日石礁顺利村,在那里建立余氏老宅。 ”

  既是“谱考”,作者行文使用的却是“很有可能”、“或许也有可能”的文字,既然使用不确定性的词汇,那么作者“考”些什么?难道存心让读者摸不着头脑。其实余氏宗族最先定居地及其所建的老宅,既非在小展,也并非是在顺利村,应是在今定海城东街道甬东村。

  关于余天锡夫妇画像问题“族谱考”中写道:“两张余天锡夫妇画像原本的幅面有‘番薯干笠子’一般大,后来被迁居于北蝉小展的族人拿去……”

  这样的言论是极不负责任。本来小展、顺利两村余氏同宗同祖,一脉相承,和睦相待,友好往来。 “族谱考”的文字无中生有、制造矛盾。据了解,现在小展村余氏没有“番薯干笠子”般大的画像,只有两张按照画像拍的照片。那还是早在石礁公社时,有位名叫黄泉龙的先生,时任石礁公社干部,他热心于历史文化研究,用自己的照相机为小展村余氏拍摄的。

  在“族谱考”中,作者“此地无银三百两”式地在括弧内特别注明说:“我的这一种说法可能对小展余氏族产生争议纠纷,但我是依据余德英原话写的。 ”很显然,作者大约也感到有些不妥,想推卸责任。据了解,余德英老人为人正直,通情达理,就在今年9月25日,他代表石礁顺利村余氏,也到小展甘溪宗庙参加过余天锡830周年华诞纪念活动,据此,这位老人是否讲过这样的话?值得怀疑。

  笔者提请作者在百忙之中抽空看看《舟山晚报》2010年10月26日第7版头条《双桥一居民家里珍藏南宋余天锡画像》。 “大樟树下一带大部分是余姓,他们说老祖宗就是余天锡”,“我们也是余天锡后裔,你们看,画像还在呢……”

  “族谱考”第6段:“笔者认为:石礁顺利村余氏在先,北蝉小展余氏源于石礁。 ”得出上述结论,其有所谓三个“证据”:

  “证据”之一,是1987年版(笔者:应为1994年版)《定海县志·人口姓氏》篇中明确载明:石礁顺利村余氏是“南宋宁宗时期余天锡祖父(即余涤)从余姚迁昌国,至‘忠’字下一辈至今已40代”。

  这条“证据”,一是时间上大错,二是居地谬误。据何雷书先生文章所述:“绍兴二十二年(1152)县令韩昼兴学造士,礼聘余涤为县学教谕。 ”经核实,何先生这个时间言之有据,引自《定海厅志》这与《定海县志》所载也是“族谱考”中引用的宁宗时期要相差好几代皇帝,以序上溯:宁宗—光宗—孝宗—高宗,说明余涤在宋高宗时期(1127~1162年)早已居在昌国,并任县学教谕。

  《县志》中这些文字是得顺利村余氏“宗谱”残本后加的按语,并非“宗谱”原文,而且早在130多年前,光绪《定海厅志》所载的是:“余涤,居甬东。 ”根本不是“从余姚迁昌国”。按照“先入为主”的原则,应以《定海厅志》记载为准。

  “证据”之二,是余德英家有一本“宗谱”残本。据考,这本“宗谱”是清康熙四十四年(“族谱考”写四十五年有误)由当时的著名国学,后出家当和尚“托跡空门,独怀修辑家谱”的余明旭最后重修的,不止一本,以前小展余氏也有一本,据父老相传毁于火灾,所幸清同治年间小展岙里一位秀才,将原“宗谱”的序言部分作了抄录,那手抄本至今还在(也霉腐掉很多字)。 15年前,小展余氏几位老人,将手抄本与顺利村保存的“宗谱”残本进行核对,发现只要相互有字处,两本史料一字不差。可见这类“宗谱”不像封建帝王的玉玺是独一无二。从旧社会过来的人都知道,按旧时宗族规定,“宗谱”是由族长或德高望重者保存的,余德英家宗谱,只能说明他家的祖先是族长,或德高望重者,不能作为“小展源于石礁”的证据。

  “证据”之三,是距顺利村一里之遥的一座溪口庙,又说成是史太公庙。 “族谱考”说:“这个余氏的学生,也就是有资格成为溪口庙奉祗的名人,无疑就是史浩之子史弥远了。 ”这个“证据”疑点有三:

  1、溪口庙(说成史太公庙),既然与余氏有渊源关系,为什么要建在没有余姓居住的溪口村?

  2、两村人都承认是言传,既然史太公是余氏祖先的学生,按常理只有学生为老师建庙(如孔庙),没听说老师为学生建祠庙,行膜拜;

  3、溪口庙是以村命名的,所供奉的是“老爷菩萨”,诸如“三官菩萨”、财神、华佗、送子娘娘等。 “族谱考”作者对这个庙及与其相关的写了240多字,仍然看不出与“小展余氏源于石礁”有什么因果关系。就凭以上三点所谓“证据”,于是得出结论:“小展余氏源于石礁”。这个推论是不能成立的。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出版的《定海乡土教科书》第三十二课《北蝉》载:“著姓者,首小展之余,相传为宋余太师天锡之后”,《定海厅志》第九册载:宋余太师墓在小展岙南。

  本人认为,既然两村余氏都认为是余天锡的后裔,就可以了,没必要去争谁是主干,谁是枝脉;也没必要去争余天锡是出生在昌国的甲地乙地和丙地。任何教授级人物也好,高官也好,在作结论时都应尊重史料记载;任何凭主观想象所作出的结论是不能服众的,也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

  关于两村余氏的户数、人口数

  “族谱考”第7段:“然而正如何雷书先生所说,可能石礁顺利村的风水确实不及小展好,至少在人丁繁衍发展上是这样。现在居于顺利村的余氏仅只两户,而小展余氏族人已发展到了3000多户,6000余口。 ”

  这段文字,使读者很自然地以为何先生对顺利村说过风水问题;对以上3则数字是以为从何先生的文章中摘引过来的。事实恰恰相反,何先生在《北蝉小展余氏宗族考略》一文中,根本没有提及过顺利村的风水之事,也只字未写过现顺利村余氏户数,只对小展余氏写的是500多户,2000余人。 “族谱考”是针对何先生的“考略”一文写的,现故意将顺利村余氏只写2户,而小展村余氏户数、人口数故意扩大了6倍和3倍,不知作者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族谱考”一文名为考证,又兼商榷,却有那么多不负责任的错讹之处,伤害了小展与顺利两村余氏的感情,也是对何雷书先生的不敬。为此,笔者敦请作者扪心自问,史实能推论吗?读者能愚弄吗?下笔要不要慎之又慎?

  

【作者】 我所知道的余氏家族那些事 【编辑】 胡于川 【来源】 定海新闻网—今日定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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